柏林电影节|残酷《柔情史》与被解构的“神圣母爱”

杨明明具有可贵的诚实品质，她写作了一种不堪的母爱，其中包含了算计、自私、懦弱、怨恨、愧疚等许多病态的东西。这样的母亲我们还能接受吗？我们如何对这样的母亲说爱？但不得不承认，这样的母女关系在真实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第一次表现非神圣化的母女关系：张爱玲的小说《金锁记》写一个女人极端恶毒的母爱，Ellen Hovde等导演的《灰色花园》用纪录片的方式记录一段相互依赖又相互摧毁的母女关系，多兰甚至用《我杀死了我的妈妈》这样令人惊悚的标题来呈现他与母亲之间爱恨交加的情感。《柔情史》的题目摆出姿态：不讲价值观不讲意义，只讲情感——讲述母女关系中三种基本的情感：怨恨、愧疚和爱。

《柔情史》剧照。

影片中的妈妈是个典型的怨恨型的女人。她的出身和成长的历史背景让她没有机会成长为强悍能干的女人。这个世界处处需要她妥协和忍受：忍受社会对一个寡妇的欺负，忍受公公对自己的利用，忍受经济的困窘，忍受情感的孤独。她的所有希望押在女儿身上，女儿事业有成和婚姻美满是她后半生希望所在。母亲期待女儿的成功，但却是以恐惧的方式来期待。母亲也是焦虑的，迫不及待地要以爱的名义指正女儿不良的生活习惯，从预防臀部下垂的坐姿，到每天吃香蕉保持大便通畅等等。怨恨导致焦虑，焦虑加重怨恨，影片中的妈妈便循环在这样的情绪之中。

失落者大多只能传授悲伤、恐惧和狭隘，女儿非但没有走上成功者的道路，反而越来越明显呈现家族悲剧的遗传性。妈妈也曾把希望寄托在爱情上，但那场爱情让她落个人财两空、荒唐可笑。女儿和男友分手的事件中，她看到了女儿与自己的相似之处。女儿的失败比自己的失败更可怕，母亲用自己的失败定义了女儿的失败。失败者和失败者在一起，只有无止尽的怨恨。在生存的挣扎中，当预期中的回报没有到来，怨恨也就加剧了。而这样的怨恨，总以“你不理解我”的痛斥告一段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