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《蜗居》到《安家》：中国式讲述的“房事”

然而，有关“原生家庭”的种种争议远非如此干脆利落。观众已经取得的共识是：如果无法感同身受其中的痛，无疑是因为幸运的拿到了命运发的一张好牌。如何和解？怎样释怀？当人们发现“天下无不是的父母”有可疑之处，想要斩断骨血里所带来痛苦关联的欲望正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症候。个人的道德主义坚持也许是一种答案，“我的责任仅局限于那些我自己所承担的”，所以房似锦为母亲潘贵雨留下了两万块的治疗费，但选择不相见，头也不回的消失在走廊尽头，为自己保留了恨的权利。

《都挺好》中苏大强和女儿苏明玉

女性角色的困境只有这一种了吗？倘若暂且搁置这是否为影视创作偷懒地复制粘贴和“批发”女主角的争议，至少从呈现的结果来看，借由这一形象完成了众多女性被牺牲命运的血泪控诉。“房似锦们”之所以总能够牵动万千观众的心，不仅仅因为她们身上可见的“话题性”，还凸显了一个现实的变化：即“女儿的赡养”成为一个公共性的议题，这勾连的是从传统社会“子宫家庭” （uterine family）到现代社会“闺女家”出现的转变。

所谓的“子宫家庭”即依附于父权的“母凭子贵”模式，母亲通过生育孩子使得子女对母亲的奉献有认同感，家庭空间内部父亲角色事实上的“缺位”及边缘化，由此产生了一个“女人的社会”。女性在这一结构中既挑战着男权，同时也为加固男性统治的规训而添砖加瓦。房家父亲的“失语”与潘贵雨的强势互为因果，无独有偶，《都挺好》中苏大强与苏母、《欢乐颂》中的樊家父母均是如此。曾经的母凭“子”贵与“养儿子防老”的观念一脉相承，因而女儿只能被贬为是“赔钱货”、工具人。然而进入现代社会，尤其伴随计划生育政策培养起作为继承者“独生女”的成长，女儿的赡养已经成为更普遍现象。也因此，“闺女家”才成为打破婆家与娘家之间“责任协商”的新事实，成为财产和责任归属的新单位。落后的观念与新现实之间的撕裂下，女性财产焦虑的认同性投射，是“房似锦们”得以成为一种流行的新角色类型的深层原因。

“佛系”哲学与变了味的鸡汤

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原点，房子为何会如此重要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