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艺电影《我们天上见》，蒋晓兰的私人记忆

“给时间涂上香料，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。”——安德烈巴赞

《我们天上见》这部影片是以蒋雯丽的自身经历为版本，其真实度达到70%以上。而蒋雯丽在拍摄这部电影时，就曾经在片场痛哭，这才是她感情的真实流露。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导演饱满情感的沉淀和展现，为观众带来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。孩子是父母的希望和寄托，父母也应让孩子拥有美好的童年。

主人公蒋晓兰出生于文革时期，父母被下放置新疆参加建设，偏远的南方小镇，留守儿童蒋晓兰与90岁的姥爷生活在一起。导演蒋雯丽借由此表达对姥爷的思念之情，以及对特殊时代群体情感的纾解。

影片开头是一段透过万花筒所展现的视角，导演借由万花筒将影片的叙述拉至童年时期，而万花筒这一意象一方面是物资匮乏的年代孩子们常见的玩具，另一方面导演借由万花筒展现了孩子对于童年的幻想，相较于文革的特殊时段，万花筒成为物资匮乏年代为数不多的娱乐产品，某种程度上充实了以晓兰为代表的儿童的精神世界。而与万花筒所相对的影片意象则是摆放在姥爷家的一个衣柜。与万花筒所呈现的斑斓视界不同，姥爷家的衣柜不仅破旧，而且逼仄，而这一场所通常出现在晓兰遭遇悲伤之际，或是被姥爷用戒尺教育，又或是因为敏感时期特殊的姓氏被小伙伴们排挤，衣柜成为其自我防御的唯一场所，密闭的空间给予这一留守儿童最为稳妥的安全感，黑暗的衣柜中仿佛有着更为广阔明亮的世界。

敏感的时代背景下，很多的政策是一个孩子所不能够理解的，为避免因此产生的观影障碍，作为娱乐的玩偶也承载了影片重要的逻辑连接，借由给布娃娃讲故事的桥段完成影片的旁白叙事，一定程度上详实影片所选取的故事背景。“爷爷，我们为什么不是光荣之家？”，“兰花长好了，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吗？”导演借由儿童稚嫩天真的思维，消解了历史的残酷之情，将满腔复杂的情感寓于孩子无邪的反问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