邪不压正：民国北洋是正不压邪

早期反清革命者，有些人出身黑社会，信无政府主义。这个主义认为，什么权威都不可信，民众想干嘛就自己玩。有种破罐破摔的无赖劲儿。斧头帮帮主、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就信这个，谁当老大他就暗杀谁。

但革命高潮一过，很多人发现世道更乱了，便进入贤者时间，躲起来信佛抄经。就连鲁迅先生也做过很长一阵子佛系青年。

民国头几年，他在教育部上班，沉迷各种佛经，又是买又是抄。据他好友许寿裳回忆，先生曾说：“释迦牟尼佛真是大哲，我平时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。”

普通老百姓，则根本不知道自己该信什么，只能逮着什么信什么。

那些年旱涝多，前途未卜，民间就延续古人迷信，搞祈福和占卜。北洋17年间，仅《申报》记载的求雨迷信事件多达80次。

1925年，湖南大旱，从省长到县长，都亲自组织求雨，把虎头骨拴绳子上扔水里，希望能吸引出蛰伏的龙，“必能与云布雨”。还命令全城妇女扛着黑旗游街——因为“女为纯阴，日为纯阳，认因制阳，必能得雨。”

更流行的是扶乩，不但请关公、吕洞宾、何仙姑这样的本土神，还与时俱进地请来耶稣、托尔斯泰和拿破仑——不同的事儿问不同的神，托尔斯泰管考试，拿破仑管打仗。

有时候，在不同信仰面前，人们还会犯选择困难症。

历史学家钱穆有个朋友，一面研究马克思，一面学习催眠术，相信催眠治病的奇效。后来背上生疽，不看医生，每天自我催眠治疗，死了。

1923年，中国精神研究会出版的《催眠术》指南书籍。上面写着：中国催眠学界之绝对权威，执斯界之牛耳者本会而已。

迷信虚妄的代表，是红极一时的“灵魂学”——相信灵魂不死，化为鬼神，可转世再生，通过扶乩请神和灵魂摄影，就能看见。

甚至，此学说也赶时髦，主张灵学救国，“鬼神之说不张，国家之命遂促”，论调之高，不亚于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。

1917年，胡适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提倡白话文，以期更好地开启民智。

那一年，上海也发生了件“开启民智”的事——灵学会成立，出版会刊《灵学丛志》，前北洋政府大总统亲自撰写题词，并在《时报》连续登广告，还请来西学前辈严复写软文。

胡适的文章发在《新青年》上，当时发行量最多不到两万份，且多卖给了大学生。

《时报》发行量虽然未知，但它是清末创刊的老牌日报，不但有时评，还刊登翻译小说——胡适自己都看。

据此可以推测，灵学在舆论声量是大大胜出的。而且，这种影响力不仅在底层民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