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人人皆“法官”的年代，我们与恶愈行愈近

李晓明几年前在电影院犯下轰动一时的随机杀人案而入狱，他的父母于是搬家隐居，出门永远要戴口罩，妹妹李晓文改名李大芝，与家庭切割。新闻台女上司是受害男童的母亲，这让她担惊受怕，辞职从头开始，却仍难逃受害者家属的围攻。同时，李大芝房东应思悦的弟弟应思聪闯入幼儿园，被误当成要挟持儿童的嫌疑犯，他继而被确诊思觉失调症。应思聪精神病患的身份成为了一则不光彩的标签，时常被人与伤害、污秽、危险、罪恶画上等号。

在经历了无差别杀人的集体创伤之后，仇字当前，狂热的舆论是最短平快的报复利器。那些站出来指责凶手妹妹李大芝的人，第一时间依照连坐法则，以安全与道德为名义，以家庭教育为借口，把加害者亲属塑造成了众矢之的。在集体的心照不宣之下，以惩恶扬善的姿态，完成了一场场基于自恋而非公义的道德表演，在对无辜的受害者家属赶尽杀绝的过程中，衍生出了更多的恶。

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远？这不是一道是非对错的选择题。相反，当社会急于把善恶区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极，在这场舆论狂欢中，为了证明自己站在恶的对立面，在以污名化的手段为灰色地带的边缘人群迅速贴上归类标签之时，人人都是刽子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