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不是药神》背后：癌症患者寻“假药”自救，该当何罪？

        例如，2009年，山西运城的慢粒白血病患者石鸣（化名）在某名为“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协会群”中第一次了解到印度仿制版“格列卫”。从2010年起，石鸣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印度NATCO公司的代理商莫尼斯购进“格列卫”和极少部分“易瑞沙”，再通过中国邮政速递将药发回国内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协会群”不时有人询问仿制“格列卫”，石鸣就以平均每瓶加价200元左右的价格销售给全国各地需要该药品的人。为了不被查处，石鸣还想到用他人的名字开通银行账户，以此收取药款。

        截至案发，石鸣等人共向重庆、辽宁、福建、河南等省市销售价值约144万余元的印度版“格列卫”药约1800余瓶。

        2014年4月，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认定石鸣犯销售假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一万元，违法所得41万元也全部予以追缴。

        司法解释尚不明确，销售假药定罪难

        价格低廉、疗效大致等同的仿制药，缘何在国内会被认定为假药？

        澎湃新闻注意到，《药品管理法》第48条第2款第（二）项规定，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、进口，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，按假药论处。同时，《刑法》第141条将生产、销售假药的行为规定为犯罪，该条第2款规定，本条所称假药，是指依照《药品管理法》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照假药处理的药品及非药品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意味着，未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擅自生产、进口的药品无论是真是假有疗效与否，都会按假药论处。而当代购者与印度仿制药公司接洽而完成购买销售行为时，所具有的帮助销售性质或可涉及触犯《刑法》第141条。

        2011年，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第33条对生产、销售假药罪的构成条件做了修改，在此之前，生产、销售假药罪的成立，除了要求具备生产、销售假药的行为，还需要相应的行为造成“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”的具体危险。 一般情况下，若印度仿制药具有真实的疗效，符合“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”要件的可能性并不大。